在卓乃湖
数藏羚羊。

8 月清晨 5 点 14 分，海拔 4,818 米。气温零下 8°C。我躺在帐篷里听到的第一个声音不是风——是某种细小的、间歇性的、像有人在远处轻轻拨弦的声响。后来同行的一位科研人员告诉我那是夜里结的冰晶在日出前的温差下迅速气化所发出的声音。他做高原野外工作 20 年，每次抵达 4,800 米以上的湖区营地都会留意这种声音——他叫它"湖面的低语"。这是我在卓乃湖东岸观察点的第二天。这一天我们要完成 4 次完整的种群扫描计数。

卓乃湖在可可西里西部，海拔 4,818 米，咸水湖。它本身平淡无奇——一片青灰色的咸水面、一圈泛盐的湖岸、低矮的草甸、远处的雪山。但每年 7 月底至 8 月中旬，几千头母藏羚羊会从青藏高原各处赶来此地集中产仔——这种"集中产仔"行为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有蹄类哺乳动物迁徙事件之一。这片湖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的水或它的岸——而是因为它每年承担一次为期 6 周的生育仪式。这件事在 1950 年代之前已经被当地藏族牧民观察了几个世纪，但被现代科学正式记录的时间不到 50 年。

§ 01 · 名字的来路

把这三个名字并置——"青色的山梁"、"母鹿之湖"、"全圆顶"——会发现一件事：它们分别记录了三种完全不同的认识方式。"青色的山梁"是 18 世纪准噶尔蒙古牧民的视觉认识；"母鹿之湖"是 200 年来藏族牧民的行为—生态认识；"Pantholops" 是 19 世纪欧洲博物学家的形态学认识。三套认识叠在同一片土地、同一种动物身上——而 20 世纪之后的中文话语里通用的"可可西里"和"藏羚羊"只是这三层认识里的两层片段化的汉语转写。当我们说出"可可西里"三个字时，我们其实在使用一个 18 世纪牧民眼中的视觉印象作为 21 世纪生态学讨论的载体——这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奇迹。

§ 02 · 进入产羚地

从西藏那曲方向进入卓乃湖核心区，要经过两道检查站、三段无路区、共 480 公里。所有人员车辆物资都必须事前申报；进入核心区的车辆数量被严格限制——我们这次进入卓乃湖东岸观察点的车辆只有 2 辆 LC76（人员、物资、卫星通讯）+ 1 辆管理局巡护车。出发前我们在格尔木做了两天的物资准备：6 天的食物、24 小时不停的卫星电话保通、每人 3 件高山级羽绒服与防风层、以及总共 36 公斤的观察记录用纸张与录音设备（这是因为电子设备在 4,800 米海拔的低温与强紫外线下故障率显著上升，纸张录音作为冗余）。

这次驻扎的目标不是商业探索——CIE 的可可西里线路从不进入卓乃湖核心区——而是为本期"地理课堂"封面的素材采集，以及对管理局年度藏羚羊种群计数工作的辅助观察。

§ 03 · 深时 · 一个物种的来路

在讨论"计数"这件事之前，我们应当把藏羚羊放在它该有的演化时间尺度里。它不是一个"今天偶然出现在青藏高原"的物种——它是这片高原本身的产物。

把这条时间线放在眼前看，会发现一件事：藏羚羊作为一个物种已经在青藏高原存在 300 万年——它的来路远比它的"被记录史"久远。我们今天对它的所有认识——从 1834 年那张被运到加德满都的兽皮，到 1994 年索南达杰的死，到 2017 年世界遗产名录——只是这 300 万年里最近一段非常短促的时期。我们说"保护藏羚羊"，本质上是说"保护这个物种再延续它的下一个 300 万年里的最初几十年"。这种时间尺度的对比，是我们在卓乃湖第二天早晨完成第一次计数后讨论的事。

§ 04 · 第二天：第一次计数

抵达观察点的第二天清晨 5 点 14 分，温度 -8°C，风速 GPS 实测 18 公里/小时，能见度 12 公里。我和两位摄影师沿湖东岸向北步行 1.2 公里，到达管理局指派的固定观察点 OBS-04。这是一个略微高出湖面 18 米的小丘顶部，视野覆盖卓乃湖东北部约 8 平方公里的产羚区。我们的任务是配合管理局的产羚季种群计数：每隔 90 分钟做一次完整扫描，记录视野范围内的母羚数量、仔羚数量（按"已能站立"/"未能站立"分类）、以及任何其它哺乳动物（藏野驴、藏原羚、棕熊等）的出现位置。

第一次扫描始于早晨 6 点 02 分。我和两位摄影师各分占一个扇形扇区——0–60 度、60–120 度、120–180 度。每个人独立计数，扫描完成后三人核对，取最近似数。这是管理局推荐的"独立—校验"方法，避免单人计数的视觉偏差。第一次扫描的结果：

• 视野内母羚（成年雌性）：约 482 只
• 视野内仔羚：约 218 只（已能站立 196 只 + 未能站立 22 只）
• 视野内其它哺乳动物：藏野驴 11 只、藏原羚 3 只
• 未观察到捕食者

这个数字让我们三个人面面相觑——不是因为数字大，而是因为数字"不大"。在卓乃湖产羚季高峰期（7 月底至 8 月上旬），同一个观察点的标准报告值约为 1,200–1,500 只母羚同时聚集。我们 8 月中下旬抵达，已经处在产羚季的末段——很多母羚已经带仔羚返回了高原其它区域。这次扫描记录的 482 只母羚 + 218 只仔羚，是产羚季尾段的合理数字。但我们这种"亲眼看到接近 500 头同种生物聚集在一个视野范围内"的体验，对我们三人而言依然是震撼的。

§ 05 · 第四天 · 那只没看见的雪豹

第四天傍晚 6 点 47 分，管理局指派的随同巡护员 ZSL 在卓乃湖南岸约 4 公里处的一块岩石上，用红外线相机抓拍到一只成年雪豹。这台相机是 2024 年管理局部署的 22 台红外相机之一，设置在已知雪豹活动的区域。ZSL 当晚在营地用他的手机数据线把存储卡读出来，照片中那只雪豹估计体重 38–42 公斤、年龄 4–6 岁、属于一只我们之前没有记录过的成年雌性。

这只雪豹与我们三个人那一整天的距离最近时不超过 1.8 公里——这是事后由 GPS 轨迹与红外相机时间戳比对得出的结论。我们没有看到它。她大概率看到了我们。但她选择继续她那天的活动，不靠近、不偏离、不留下任何痕迹。就这样，她从我们的观察范围擦过，又从我们的记忆里"擦过"——只是她在我们的记忆里其实从未出现过，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她的视觉印象。我们对她的全部认识，建立在事后从那台红外相机里读出来的两张照片上。

这件事让 CIE 团队在那个晚上有一段很长的讨论。我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看见的"与"实际发生的"，在野生动物观察这件事上，到底是什么关系？多数现代野生动物纪录片给观众的印象是——"如果你够耐心、够有装备、够幸运，你就能看到大自然里最隐秘的事件。"但卓乃湖那只我们没有看到的雪豹告诉我们：这种叙事是被剪辑过的。 — 边注 —这是 George Schaller 在《Tibet Wild》（2012）里反复表达的核心立场：野外观察的"成功"经常被错误地定义为"看见"。他写道："I have spent forty years in the high country and have learned that not seeing is often the more honest result of a careful field season."

真实的野外观察更接近一种"频率—统计"游戏：你能看到的事情，是大量未被看到的事件中的某一个被抽中的样本。这只雪豹之所以"出现在我们的记录里"，不是因为她"出现了"——她在那片土地上每天都出现——而是因为她恰好走过了一台红外相机的视野范围。在那 6 天里，我们三个人步行总里程约 38 公里、车辆移动总里程约 220 公里、视野覆盖范围合计约 60 平方公里——而卓乃湖东岸雪豹的活动家域估计约 80 平方公里。从概率上讲，那 6 天里我们看不到雪豹是正常的，看到雪豹才是异常的。

§ 06 · 一位老巡护员的话

第五天清晨我们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附近的一处临时营地见到一位 62 岁的藏族老巡护员（化名 NJ）。他从 1995 年索南达杰殉职后的第二年开始在可可西里做巡护工作——至 2025 年已经是第 30 年。他陪同我们做了一次卓乃湖南岸的实地走访。我用录音笔录下了我们之间约 28 分钟的对话——经康巴文化导师翻译后，以下是其中一段：

NJ 这段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一个被中国主流话语反复重复的命题——"我们保护可可西里"——重新颠倒了过来。"我们保护它"这种表述里有一个隐含的所有权前提：我们是主体，它是对象，我们慷慨地决定要给它"保护"。NJ 用 30 年的巡护经验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它不需要我们；我们需要它。"这种姿态接近 Aldo Leopold 在《沙乡年鉴》里所说的"land ethic（土地伦理）"——人不是自然之上的管理者，而是自然共同体的一员。

§ 07 · 计数这件事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真实数量"是已知的——所有公开发布的数字都是估算。这一基础事实在科普写作里经常被忽略：媒体习惯说"中国有 30 万只藏羚羊"，但严格来讲应该说"基于 2022 年至 2024 年的多源采样估算，全球藏羚羊种群规模在 28 万至 32 万之间，最可能值约 30 万"。这两种表述的差别不只是修辞——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有效性与不确定性。

藏羚羊种群数量的估算方法在过去 30 年间经历了三次范式转换：

第一代（1990–2005 · "直接计数法"）。巡护员、科研人员通过地面观察与航拍记录关键栖息地内的藏羚羊数量。1995 年中国林业部基于这一方法估算全球藏羚羊总数约 6.5 万只——历史最低记录。

第二代（2005–2015 · "样带—密度推断法"）。沿固定路线开展车辆/航空样带调查，使用距离采样统计模型（Distance Sampling）外推到整个栖息地。2008 年这一方法估算全球种群约 15 万只，2013 年约 20 万只——证实了反盗猎工作的有效性。

第三代（2015–至今 · "卫星遥感 + 红外相机 + AI 识别"）。对主要栖息地进行高分辨率卫星影像采集；在关键节点部署红外相机；使用机器学习模型对图像进行个体识别与计数。2024 年估算全球种群约 30 万只。

这三代方法分别对应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体系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代是"末日时代"，方法粗放但目标明确；第二代是"恢复时代"，方法成熟、目标转向种群恢复；第三代是"管理时代"，方法精细、目标转向长期可持续管理。每一代方法的"数字"都不是绝对真理，而是当时方法学条件下能给出的最优估算。

§ 08 · CIE 的可可西里线路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记录的 6 天驻扎活动不是 CIE 的可可西里商业线路。CIE 的可可西里商业线路只覆盖保护区的实验区（即保护区外围、非核心区），不进入卓乃湖、太阳湖、库塞湖等核心区域。CIE 可可西里线路的标准行程为 7 天 6 夜，从青海格尔木出发，经 G109 国道进入保护区实验区南缘，沿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不冻泉保护站—五道梁保护站—楚玛尔河保护站的路线行进，途经一系列开放给公众的观察点。这条线路与本文记录的科研驻扎是两件不同的事。

之所以做这种严格区分，是因为可可西里管理局对核心区的进入审批极其严格——任何宣称"商业团进入卓乃湖产羚地"的产品都不合规。CIE 团队对这种边界感非常重视：商业的归商业，科研的归科研，两者不应混淆。我们在卓乃湖驻扎所获得的素材（包括本文）属于公益科普，所有照片与文字都不会用于商业宣传。

§ 09 · 后记 · 关于「看见」

这篇文章写完之后，我们在 CIE 内部反复讨论是否要把"没看到那只雪豹"那一段放进来。一种意见认为这一段会让客户对"野生动物观察"这件事产生不切实际的失望感——"花了那么多钱、走了那么远，结果连最关键的动物都看不到"。另一种意见认为，恰恰是这种"看不到"才是野生动物观察这件事的本质——把"看见"这件事过度浪漫化是当代旅游产业最大的认知欺骗之一。

我们最终选择了把它写进来。CIE 团队相信，能写一篇有人想读完的诚实文章，比写十篇有人转发的不诚实文章更值得。来卓乃湖的人很难有机会看到雪豹，但每个人都有机会看到几百只藏羚羊、几十只藏野驴、十几种高原鸟类。这些已经是地球上最不容易看到的生命景象之一。能看到这一切并诚实地理解我们看到的只是"全部之中的一小部分"——这或许是这片土地能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