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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金融“第一黑帮”

2017-09-06 11:20:27

在互联网金融圈,有一个神秘派系。他们要么在巨头公司身兼要职,要么自己创业打天下,还有一些,成为传统金融机构创新部门的核心高层。派系被称为“第一黑帮”,因为成员都是从Capital One(美国第一资本投资国际集团)归国的精英。他们大多智商极高、沟通能力极强,而这个帮派图腾般的烙印,就是对数据和逻辑“宗教般的信仰”。两年时间内,“第一黑帮”如何夺下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半壁江山?


一、半壁江山

近两年,中国信贷市场觉醒,消费金融强势崛起,成为互联网金融中势头最猛的主力军。而“第一黑帮”的渗透,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上百位Capital One精英陆续归国,经过两三年的渗透,圈下互联网金融半壁江山,很多巨头公司风控、产品等核心部门,都被“第一黑帮”把控。他们进入巨头公司,如蚂蚁金服网商银行风险的负责人余泉、百度的副总裁黄爽;他们也在互联网金融领跑者中担任风控要职,如小米金融信贷业务负责人陈曦,宜人贷原CRO潘奕婷、拍拍贷COO章峰、陆金所原副总经理姚志平等;还有一批,成为创业者,很多公司的估值已高达几十亿,如融360的创始人叶大清、挖财总裁顾晨炜、量化派的创始人周灏、明特量化CEO李英浩、读秒CEO周静。甚至有人说,“第一黑帮”已握住了金融科技的命门和密钥。

                                                                                                                              “第一黑帮”50人精英团



而“第一黑帮”成员的身价,也在水涨船高。
猎头Lisa,最近大半年的时间都在美国。她在Capital One的总部,弗吉尼亚州的麦克利恩长期驻扎、蹲点。她的工作,就是每天约Capital One里面从业6年以上的华人吃饭、喝咖啡、聊天。“国内的很多互联网金融公司,都点名要Capital One的人,开价一个比一个高”,Lisa称,对于经验丰富能担任CRO的人,目前价格已开到年薪200万到400万,另外,还分干股。一个人曾在Capital One做了一个月实习生,回国后成为某金融公司的首席风险官,结果公司估值生生涨了一个亿。“第一黑帮”在国内的势头惊人,不论是公司,还是投资人,对贴上Capital One标签的人,都充满了狂热。刚开始,Lisa也觉得这种追求有些“迷信和夸大”,但等她仔细研究过Capital One的发展历程后,才参透背后的逻辑。

在全球的消费金融发展史上,Capital One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主角之一。


时光回到1988年,创始人理查德·费班克觉得自己太过超前了。
他提出了“数据驱动一切”的理念,而此时的信用卡业务,依然用着“经验评分模型”。理查德遭遇的,都是不屑和质疑。只有弗吉尼亚州的一家地区银行Signet,下面的信用卡部门,决定冒险一试。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部门,将成长得枝繁叶茂、势不可挡,一路过关斩将,沿途出现的几十位竞争对手,要么被它斩落马下,要么被它直接收购。如今的Capital One,在世界500 强公司中排名112 位,员工人数47300,资产规模超过3000亿美金,成为全美第二的消费金融公司。

这段传奇的进击之路,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的消费金融经典案例。从1998年到2003年监管危机到来之前这6年,Capital One飞速扩张,并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产品,被认为是最有活力的“黄金六年”。而经历过这6年时间的Capital One华人,正在成为“第一黑帮”的中坚力量。我们追寻这一批人,去寻找Capital One和“第一黑帮”背后强大的基因密钥……


二、精英天堂

至今李英浩都还记得,出了机场发现一辆“加长林肯”在等待的场景。

包往返机票,包宾馆住宿,甚至豪车接送,对于还只是一位研二学生的他来说,显得太过隆重了。2000年,正在佐治亚大学就读应用经济学的李英浩,通过了Capital One校招前的两轮笔试,并飞往总部,参加正式面试。等待他的,还有几轮恶战。上午,现场几十个人进行持续3个小时的笔试。“题目很有意思,有点类似奥数题目,但更偏数理逻辑”,李英浩回忆,最有趣的是,还有性格测试题,比如,如果你的团队中有两个人反对你,你该怎样办?下午场的面试,几十个人就只剩下几个人,面试官拿着一套案例题,让李英浩当着面解答。他并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做完,甚至最终答案也是错误的,“其实面试官并不在乎答案,只是想看你思考的过程,推导答案的方式”。现在已是百度金融副总裁的黄爽,依然记得当时的场景,面试官不停“诱惑”她,试图让她把答案画成“图表”。一天的车轮战面试,最终能够留下来的,可能不到5%。而对于1996年更早进入的顾晨炜来说,严苛而有趣的面试流程,甚至是他选择留在Capital One的直接原因。当时的他,手上已拿了微软和投行的offer,Capital One的面试,不过只是体验而已。


“考试就像闯关游戏,充满了智力挑战”,顾晨炜说,早期,Capital One的面试更为严苛,他前前后后经历了17场面试,飞往总部三次。
最后一次面试,出题人是创始人理查德,做完以后,顾晨炜就趴在桌上开始睡觉。理查德略显不悦,当他知道顾晨炜已把题做完之后,颇为惊讶,本来20分钟的面试,他们聊了40多分钟。第二轮面试,是Capital One的联合创始人,理查德当着他的面说:“无论你怎么看,这个人,我肯定要”。正是这一幕,让顾晨炜放弃了微软和投行,义无反顾地来到这个公司,“它给了我某种期待,感觉在这里,有无穷的机会和可能性”。“你进入这家公司后,很快就会发现,身边的人如此相似”,李英浩身边的同事,就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们几乎具有完全相似的特质:阳光开朗、智商极高、沟通能力极强。而在经历上,这群人也有共同点,他们曾遭遇挫折,并迅速站起来。“每一个人都特别好沟通,大家特别聪明,是同类人,如果你跟不上大家,你就会自惭形秽,而选择离开”,黄爽称。仿佛是一个漏斗,Capital One刻意搭建出一个精英天堂。而这套精密招聘系统的形成,全部来源于他们多年用人数据的沉淀。“他们会给人贴标签,再根据表现,决定这个标签的权重和配比”,黄爽称。比如,哈佛毕业的员工,如果他们表现不尽人意,那么“哈佛”的标签权重会降低。Capital One这种对于数据近乎神明的崇拜,一度让陈曦难以理解。


有一次,陈曦的部门要招一个管理者,看简历,已完全匹配,但招聘部门还是要求考试,“HR在公司特别强势”。
黄爽称:“就连招个COO,都需要考试。”不论出身,不论国籍,不看过往简历,只看你的资质和潜力——就是一个英雄不论出处的地方。Capital One甚至每年会从印度本土一线的印度理工学院,挑选最优秀的毕业生。除了招聘外,任何职位的升迁,当事人也要经历考试,且分数在其中占很大比重。在多个场合中,理查德不无骄傲地都说过一句话:“拿我们公司前10%的人和别的公司来比,可能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拿前80%的人来比,那简直高出好几个档次。”理查德将这么一群独特气质的人聚集起来,组成了Capital One早期的精悍部队。在他看来,具有这些特质的人,适合去掀起一场“数据驱动”的革命。结果论证,正是如此。


三、数据崇拜

在Capital One,“数据驱动”贯穿了所有的毛细血管,不论是人员招聘,还是组织架构。而所有产品的推出,更是将“数据说话”,推到了极致。当时刚毕业不久就加入Capital One的周静,也被公司内部系统所震慑——整个公司,就如巨大的创新机器,每一个小部门,就相当于是内部创业的小团队。“只要你有idea,且有数据论证可行,就可拉动全公司的资源和人力,开始推进”,周静称。而基于数据的测试和学习(test and learn),是Capital One这个创新机器内部,轰隆作响的发动机和心脏。“我们几乎每个月就将全美国人的数据,刷一遍,去找潜在客户,开发新产品,或迭代原有产品”,黄爽称。上一个新的产品之前,Capital One会将同一个客群,分为数百组,针对不同组的客户,营销不同价的产品,来测试接受度、坏账率以及利润,从而选出最优方案。就如在一片土地上,撒下不同的种子,等待发芽开花,并挑出最优品种。“每天,Capital One都有上千,甚至上万组这样的测试在进行”,曾在Capital One担任统计部资深总监的刘志军称。测试的细节,细到什么程度?“你发信的时候,是粉红色的信封还是粉蓝色的信封,给客户的邮件,是需要签字还是不要签字等等,都要去测试,看反馈的数据来决策”,周静称。一旦产品被数据反复验证后,就进入“审判”阶段。在一个偌大的会议中,台下坐着Capital One整个公司的业务负责人,“你要像律师一样上台,用事实和雄辩去征服他们”,黄爽将其称之为“上庭”。这个过程让黄爽感觉无比刺激,同时紧张万分,“你的产品要有漏洞,在台上会被问死”。一旦通过了“审判”,公司这个创新机器就会全力发动,调配所有资源,唯你所用,推动你的产品。

这简直是一场场的智力赛跑。


“2003年之前的Capital One,不像一个金融公司,更像一个互联网公司”,黄爽称,公司就如大学校园,大家都不修边幅,明显的“学术校园风”。
“当时,公司最爱提的口号是reach for the star(仰望星空),不断追求,不断超越,身边环绕的青年才俊们,挺吃这一套”,黄爽也曾被这句话,搅动得热血沸腾。“你失败了,没有关系,公司可以为你的失误买单,不需要接受惩罚”,陈曦称,但你要承受无法“仰望星空”的压抑和自责。“好几个月不开张,你会很紧张”,黄爽称,你会害怕“穿西装”。只要业绩表现好,在Capital One你就会有一项特权,你可以随意穿便装,那些天天穿着夹脚拖鞋、大裤衩的人,仿佛带着满身勋章,说明他们业绩斐然。但如果你天天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就有点让人抬不起头了”。

在这里,激情四射的竞争文化,浇灌着每个年轻人的心;而对试错的包容,让他们肆意成长。几乎每一个人,都被那段激情岁月刻下“烙印”,并将伴随一身。而正是靠着这群人的反复试错,Capital One诞生了非常多的创新产品,比如信用卡返点——任何消费的刷卡,都有2%的返点。“每单刷卡都返点,怎么可能赚钱?当时所有的银行都想不明白,因为刷卡的手续费都比2%要高”,刘志军称。但Capital One怎么可能做赔本买卖?“其实是可以挣钱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当月还清,有一部分会因为还不上而产生利息”,刘志军称,Capital One通过大量数据测试,计算出其中“还不上人”的概率,从而设计出这款产品。“在Capital One,对数据,是如宗教般的信仰,根深蒂固到每一个细节,每一条毛细血管”,李英浩称,这是Capital One遥遥领先的基因密钥,也是其一次次躲过危机的潜在原因。创业就如最危险的棋局,每一个棋子都落对,“几乎从未犯大的错误”,不可能都归结于幸运。在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之前,正在做房贷的Capital One监控到数据异常,“尽管市场对于房贷,已疯狂得一塌糊涂,但数据不会撒谎,公司果断卖掉了房贷业务”,李英浩称,正是这个举动,让Capital One避免次贷危机的致命伤害。正是靠着“数据崇拜”,Capital One安然度过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


四、回国浪潮

这群年轻人享受着Capital One带来的冲击和成长,但很多人在这里待上5年之后,就陷入困顿。Capital One招聘了太多的精英,但晋升的职位有限,导致后来有大量的人员流失。“公司发展早期的精英策略是正确的,但后来就要收敛一点”,黄爽称,聪明的人,野心同样不小。另一方面,华人在美国的金融公司,极难升到很高的职位。“因为那代出国的中国人,都太谦虚,不善于表现自己,因此,他们更擅长分析岗位,却不善于需要谙熟美国文化的管理型岗位”,李英浩称。金融危机残酷的洗礼之后,这代已成熟饱满、吸收了Capital One精华的精英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2013年,余额宝降生之后,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时代到来,风云激荡,万物生长,机会丛生,金融换轨,驶入科技的高速车道。此时,百年难遇的机会就在大洋彼岸,向他们挥手。他们纷纷踏上了归国之路,试图将Capital One吸收的基因和烙印,带回中国落地。“你为什么要回国?”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答案会略有不同,但核心逻辑,都是中国的市场,太值得期待。“在美国,你能看到已知的未来,但中国的未来,是未知的,太值得憧憬”,这是黄爽的答案。融360的CEO叶大清,建了一个Capital One的微信群。群里已挤了满满500人,其中的三分之一,都已经回国。在各种金融科技的峰会、论坛、聚会上,很多成员都来自Capital One,“结果都变成了Capital One的线下聚会”,大家开玩笑地称。

                                                                                                                     “第一黑帮”在北京的线下聚会


“第一黑帮”经常聚会,他们如大学校友般谈笑风生。拍照时,他们就会伸出一根手指,举在胸前——这是“第一”的标志,也是他们的精神图腾。老的一批人,他们刚适应了中国土壤,渐渐开花结果,而新的一批种子,刚刚埋下,等待发芽……


来源:Wind、宜人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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