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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金融支持服务 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的指导意见》,就进一步建立健全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大力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强和改进对制造强国建设的金融支持和服务工作作出部署。这是今年以来多部门联合发布的首个金融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的“新政”。金融系统需要深化认识、加快行动、协同努力,持续加强和改进对制造强国建设的金融支持和服务,为我国顺利迈入制造强国之列以及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持续加强和改进对制造强国建设的金融支持和服务,既是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客观需要,也是金融系统肩负的重要职责。 

《中国制造2025》对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作出部署,提出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其中,第一步是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2016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进一步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协同推进“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作出具体部署。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实体经济从来都是我国发展的根基,当务之急是加快转型升级。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领域。振兴实体经济应当从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开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全面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制造强国建设的金融支持与服务。 

金融系统应当从全局出发,从战略层面高度重视和持续改进对制造强国建设的金融支持和服务。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加强对制造业科技创新、转型升级和科技型中小制造企业的金融支持。突出支持重点,改进和完善制造业重点领域和关键任务的金融服务。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应当从各自实际出发,发挥功能优势,紧扣制造强国建设的需要,持续加强和改进对制造强国建设的金融支持和服务。 

首先,积极发展和完善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的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要发挥各类银行机构的差异化优势,形成金融服务协同效应。如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在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切实发挥引领作用。全国性商业银行要积极发挥网络渠道、业务功能协同等优势,为制造业企业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不断改进和提升对中小型制造业企业金融服务的质量效率。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要注重发挥管理半径短、经营机制灵活等优势,立足当地,积极开发针对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特色化、专业化金融产品和服务。要完善银行机构组织架构,提升金融服务专业化水平,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探索建立先进制造业融资事业部制,在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等先进制造业聚集地区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要规范发展制造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充分发挥财务公司作为集团“资金归集平台、资金结算平台、资金监控平台、融资营运平台、金融服务平台”的功能,有效提高企业集团内部资金运作效率和精细化管理水平。要加快制造业领域融资租赁业务发展,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和制造业企业在制造业集聚地区,通过控股、参股等方式发起设立金融租赁公司,支持大型飞机、民用航天、先进轨道交通等高端装备重点领域扩大市场应用和提高国际竞争力。 

其次,金融机构要加快自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发展符合制造业特点的信贷管理体制和金融产品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围绕制造业新型产业链和创新链,积极改进授信评价机制,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鼓励金融机构依托制造业产业链核心企业,积极开展仓单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票据贴现、保理、国际国内信用证等各种形式的产业链金融业务,有效满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融资需求。稳妥有序推进投贷联动业务试点,完善制造业兼并重组的融资服务。 

再次,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强对制造强国建设的资金支持。资本市场是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制造强国建设的“杠杆”,用好它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之效。当前要充分发挥股权融资作用,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成熟制造业企业在主板市场上市融资,促进重点领域制造业企业做优做强;加快推进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先进制造业企业在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和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上市或挂牌融资,充实中长期资本实力。要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支持制造业企业发行债券融资,支持制造业领域资产证券化。 

最后,要发挥保险市场作用,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要进一步鼓励保险公司发展企业财产保险、科技保险、专利保险、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等保险业务,为制造业提供多方面的风险保障。要积极发挥保险长期资金优势,在符合保险资金运用安全性和收益性的前提下,通过债权、股权、基金、资产支持计划等多种形式,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低成本、稳定的资金来源。 

实体经济是现代金融的基础,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制造业强,则实体经济强;实体经济强,则金融业强。各类金融机构要自觉增强改进对制造强国建设的金融支持和服务意识,立足制造强国建设的特点,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步伐,持续改进对制造强国建设的金融支持和金融服务,久久为功,形成合力,必将形成制造强国建设加快推进、实体经济加快振兴、国民经济加快转型升级及金融业持续稳健较快发展的多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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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末我国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8776亿美元

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国家外汇管理局3月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末,我国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8776亿美元,对外负债9645亿美元,对外净负债869亿美元,其中,人民币净负债1853亿美元,外币净资产984亿美元。

在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中,存贷款资产6705亿美元,债券资产952亿美元,股权等其他资产1119亿美元,分别占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的76%、11%和13%。分币种看,人民币资产1176亿美元,美元资产5986亿美元,其他币种资产1614亿美元,分别占13%、68%和19%。

在银行业对外负债中,存贷款负债5011亿美元,债券负债1169亿美元,股权等其他负债3464亿美元,分别占银行业对外负债的52%、12%和36%。分币种看,人民币负债3029亿美元,美元负债3431亿美元,其他币种负债3184亿美元,分别占31%、36%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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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行长在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货币政策的‘度’”分论坛上的文字实录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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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随着美联储开始加息,是否意味着过去长达十年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周期已经结束?

周小川: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在实施多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本轮政策周期已经接近尾声,即货币政策不再像过去那样宽松。但危机后各国复苏步伐并不相同,经济发展情况存在差异,因此,各国的货币政策并不同步。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自2008年9月起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下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宣布回到稳健的货币政策。但考虑到全球经济仍复苏乏力,欧洲又发生了主权债危机,其他国家也面临着挑战,因此,我们采取了渐进的方式向稳健的货币政策回归。现阶段,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央行依然面临着许多挑战。但大方向上,大家都意识到了货币政策所面临的局限,是时候考虑如何以及何时退出量化宽松的问题了。

第二点是关于再通胀,一些国家确实已经出现了再通胀,大宗商品价格也出现了上涨,但现在说全球范围内存在再通胀为时尚早。当然,我们还是要对通胀保持警惕,因为货币政策制定与通胀水平密切相关。

第三点,在实施多年的量化宽松之后,许多国家都存在流动性过剩,虽然货币当局已开始收紧流动性,但这也将是个渐进的过程。现阶段,我们应重点强调结构性改革和长期的战略调整,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这个信号至关重要。

主持人:请周行长介绍一下中国在改革领域的进展情况。

周小川:改革这个问题太大。我主要讲讲结构性改革,包括长期目标和中短期侧重点。

关于长期目标,首先,多年前我们就强调内需的作用。过去中国经济依赖出口,现在正进行结构性调整,提振国内需求。第二,近年来,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早期,中国大幅增加了基础设施投资。第三,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这表明过去过度依赖制造业,而服务业较弱。因此,中国政府大力呼吁发展服务业,并推动服务业多元化。昨天,张高丽副总理在博鳌论坛开幕致辞中提到,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从43%提高至50%多,变化很大。

关于中短期结构改革的侧重点,中国去年开始实施“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各国之所以现在强调将政策重点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在危机初期,很多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太高,欧盟的标准是不得超过60%,而当时很多国家已经非常接近或超过这一标准了。随后,2010年欧洲出现主权债问题,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呼吁进行财政整顿,当时很多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表示缺乏财政政策空间。事实上,财政政策对于结构性改革很重要,没有财政政策,很难进行结构性改革。即便财政状况不佳,也仍有必要应用财政政策。未来,会有更多国家转向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鼓励财政政策的使用,但由于不同国家政策空间存在差异,应根据自身国情决定政策选择。比如,日本债务占GDP比重已经很高,而中国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大。但中国是个大国,有30多个省,须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一方面,要允许地方政府扩大债务规模,推进结构性改革,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促进服务业发展;同时,我们也要加强地方政府的责任约束,控制其债务上限。近期,有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各不相同。一些举债过多,一些仍有空间,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但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在结构性改革方面也并非完全没有作用。一般而言,货币政策应该用于总量调节,不是用来解决结构性问题的。但也可以采用一些创新的政策工具,引导资金注入有利于结构性改革的特定的部门。比如,英国采取了“融资换贷款计划”,中国也实施了类似政策,鼓励向“三农”领域和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当然,最终的政策效果还有待评估。

讨论中,有人提到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和非预期后果。对此,周行长进行了如下回应。

周小川:关于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我在国际清算银行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等场合参加了许多讨论。讨论的主要结论是不能认为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通胀或资产泡沫是非预期后果。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宽松货币政策可能造成高通胀,或导致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其他领域的资产泡沫。但这是政策权衡的结果,因为目前的政策重点是使经济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所以即使货币政策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也不得不这么做。

三年前,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G20峰会上,领导人制定了经济额外增长2%的目标。这是一种政策权衡,而不是非预期的。当然,这确实会使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因此,近年来,各国央行都在强调货币政策不是万灵药,不能期待货币政策解决所有问题。实际上,政策制定者的政策选择顺序也在发生变化,先是依赖货币政策,后来发现货币政策不是万灵药,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我们认为,每种政策都会有其相应的作用,因此应优化政策工具的选择。从理性角度来讲,现阶段更应该把政策组合调整为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等其他政策。

公众的观点也类似。最近几年,很多公众作为投资者投资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或购买金融产品,因而会过分关注货币政策。结果放大了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非预期后果。但我认为,经过这个阶段,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会有更加理性的认识。

观众提问:美国拟推出的边境调节税可能会对中国汇率产生一些影响。有人建议应该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允许更多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中国是否考虑采取一些措施开放更多的国内市场,以应对其汇率可能受到的负面影响?

周小川:近期,全球热议美国边境调节税的话题,有观点认为边境调节税将使美元升值20%至25%。美元升值不只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而是对全球所有货币汇率产生影响。

但这只是一个分析,是否能成为现实,我们还在看。同时我们也在观察美国政府是否会真的推出边境调节税。但假如美元真的因此快速升值的话,全球都将需要应对这个问题。当然,这也是令美国新政府头疼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在对外开放政策上做了一些储备,但这些政策并不是针对汇率的。实践表明,开放政策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是有益的。中国央行参与了国内关于开放政策的讨论,包括金融部门是否能更加开放等问题。三年前,我们启动了上海自贸区试点,随后扩大至11个地区,不仅包括东部沿海,也有内陆地区。这些试点地区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贸易和投资,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这些政策有两个明显特征:一个是改善市场准入,过去实行正面清单,就是明确哪些行业外资能够进入,现在调整为负面清单,并将大幅压缩负面清单;另一个是国民待遇,我们将给予外国投资者、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同等的市场准入待遇。既包括准入后,也包括准入前的国民待遇。

中国正与美国开展BIT谈判,与欧洲的谈判也在进行,还在亚洲地区开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中国将进一步扩大金融部门开放,包括银行、保险、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和支付系统等领域。但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在扩大金融部门开放的同时,也关心中国投资者,特别是私人部门投资者能否在海外获得公平待遇,能否进口一些非军用的高科技产品。这取决于谈判情况,各方需要妥协,推进全球化,使各方受益。但遗憾的是,有些谈判出现了暂停,我们正在等待美国新政府就如何推进谈判进程作出决定,但我们与欧洲、日本和东盟的对话仍在继续,希望能够取得积极成果。

主持人:请周行长从央行角度谈一谈“直升机撒钱”。

周小川:我们最好不要陷入依赖“直升机撒钱”的困境。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还处于复苏阶段,要运用财政政策和尽力推行结构性改革,以修复资产负债表,改善财政状况。如果这些政策能奏效,我们就不会陷入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空间不足的困境,最后不得不过度依赖货币政策,甚至采用“直升机撒钱”。

采用“直升机撒钱”的政策往往是在严重通缩情况下实施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采用负利率的方法来应对。历史上,负利率的效果可能并不好,因为人们可以选择持有现金,这也是所谓的利率零下界问题,会导致负利率政策失效。

现在随着货币支付的数字化,现钞使用大幅下降。货币储存在电子账户中,或者以数字货币形式流通,我们就可以真正实现负利率。只有这样,在严重通缩和经济衰退的极端情形下,负利率才是可行的,也优于“直升机撒钱”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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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发行量打折才能上市? 银行券商首发比例悄悄提高

来源:券商中国

拟上市金融机构和大把投行人士最近都在关注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金融机构发行申报稿中的发行比例如果大幅高于10%下限,最终确定发行量打折是常有的事。所以众多拟上市金融机构会在上报申报稿确定发行量时,直接自打折扣,按较低发行比例发行是常有的事。

可是最近好像又在悄悄变天,一些拟上市金融机构又在走顶格发行路线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下限发行下的几家欢喜几家愁

证券法对于新股首发股份占比的下限规定,曾是很多拟上市公司心头的“痛”,因为23倍发行市盈率的规定,让很多上市公司想方设法按下限发行,争取能在解禁时多留股份卖个好价钱。可对这一下限规定的执行,拟上市金融机构的想法却并不一样。

先上《证券法》,回温下这一规定的确切说法:

第五十条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上市,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股票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已公开发行;

二)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三千万元;

三)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的,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百分之十以上。

对于众多金融机构来说,往往希望能多发行股份多募资。尤其是对券商来说,以净资本为核心的监管方式让券商融资意愿更为迫切。

谁知事与愿违,很多金融机构的发行量最终都打了折扣。去年以来以中国银河(14.24 -0.07%,买入)、中原证券(12.23 -0.41%,买入)为代表的金融机构都出现发行量大打折扣的情况。

贴下限发行是首选

此前,因发行价不能超过23倍市盈率的红线,上市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对募资规模并不会过分追高,通常都以最低的下限比例发行。

华东一家券商分管投行的副总裁告诉券商中国记者,由于市盈率不超过23倍,以高端制造爱基,净值,资讯为代表的多数拟上市公司不愿意在IPO阶段发行太多股份,一来新股定价受到限制,不愿意低价发行稀释股份;二来上市之后还可以通过再融资以更高的价格融资。

2016年初至今,共计329家非金融机构类公司上市。其中,284家公司首发后总股本在4亿元以下,这些公司全部按照25%左右的比例发行。比如2017年3月17日发行的新泉股份(32.49 +9.99%,买入)、三雄极光(44.76 +10.00%,买入)、亿联网络(205.65 +10.00%,买入),发行股份均占首发后总股本比例的25%。

首发后总股本在4亿元以上的公司有44家,其中21家公司紧贴10%的下限发行,仅3家公司发行股份占首发后总股本比例25%,分别为华舟应急(25.83 +0.00%,买入)、中国电影(23.77 +0.42%,买入)和三角轮胎(33.22 +0.03%,买入)。

正平股份(20.92 -1.32%,买入)首发后总股本略高于4亿元,其发行股份占首发后总股本比例为24.92%,通用股份(21.73 -2.60%,买入)发行股份占首发后总股本24.06%。其他18家公司发行股份比例均在10%-20%之间。

8家拟IPO券商能否足额发行

再融资新政却可能打破这一规律。首发公司不能再指望上市后短时间内再融资,而是尽可能在IPO时完成融资。

上个月,证监会重新调整再融资政策,分别对再融资价格、间隔、规模等都做了重新修订。当天,兴业证券(7.74 +0.26%,买入)就公告终止筹划非公开发行事宜,因不符合“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距离前次募集资金到位日原则上不得少于 18 个月”的要求。

券商中国记者统计,证监会公布的IPO在审名单中,处于正常审核状态的8家拟上市券商中,5家准备在上交所挂牌,3家准备在深交所挂牌。

这8家排队上市的券商,发行前总股本就超过了4亿。其中,7家拟发行股份占总股本比例都在10%以上,只有东莞证券一家拟发行不超过10%。

拟发行股份最多的是中泰证券,不超过20.9亿股;其次是财通证券拟发行10亿股,南京证券拟发行8.25亿股,华西证券拟发行7亿股,国联证券拟发行6.34亿股。这些券商发行股份都不超过首发后总股本的25%。

东莞证券、华西证券、浙商证券首发拟发行的股份较少。东莞证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拟发行不超1.6667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0%;华林证券则直接以10%的比例发行,拟发行2.7亿股;浙商证券拟发行5亿股,不超过发行后总股本的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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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发行量曾大打折扣

招股说明书预披露的只是拟上市公司的融资计划,实际情况往往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尤其对融资额较大的金融机构来说,需要视市场环境和监管要求对方案进行调整。

比如今年初上市的银河证券,最终发行量打了3.3折。

中国银河最先披露的招股书(申报稿)披露,拟发行A股数量不超过16.94亿股,不超过发行后总股份15.08%。去年12月26日更新的招股书则发生了变化,发行股数已减少至不超过6亿股,发行量相比此前申报稿减少了大约64.6%,相当于按照申报稿中的发行量打了3.3折。

去年进入IPO首发程序的13家金融机构中,有9家机构最终发行量相比较最后一次招股书申报稿中的预期发行量都减少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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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去两年的发行情况看,金融机构尤其券商IPO的募资规模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较大,IPO募资规模超过100亿的券商东方证券(15.00 +0.47%,买入)和国泰君安(18.66 +0.54%,买入),发行时点都在2015年上半年。而在2016年及2017年上市的券商,如中原证券、中国银河,最终发行规模都比预期减少很多,中国银河占发行后总股本只有6%,甚至低于10%。

银河证券董秘曾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募资规模除考虑自身融资需求外,也需要综合考虑市场各方因素。

接下来的拟上市金融机构能否如愿以偿,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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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房贷比料成MPA主角 热点城市个人房贷将明显收紧

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权威人士日前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银行房贷比或成为今年央行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核的重要内容。该人士解释称,“MPA有七大类指标,其中就包括信贷政策执行方面,而商业银行贷款行为是这当中的一项重要考核。贷款行为就包括银行的信贷结构是否合理、对于某些过热领域的信贷投放情况等,今年监管部门将重点关注个人房贷这一块。”据介绍,房贷占比有两个指标,一个是余额占比,一个是新增占比。短期内主要控制的是新增占比。

近期有媒体报道称,央行新下发的《关于做好2017年信贷政策工作的意见》(下简称《意见》)明确要求,央行各分支机构加强对商业银行窗口指导,督促其优化信贷结构,合理控制房贷比和增速。

专家和券商分析人士预计,按照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今年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增速将明显放缓。银行差别化个人房贷政策也将更加显著,尤其是房价过快上涨的一二线城市个人房贷政策将明显收紧。

MPA考核的重要一环

《意见》要求,央行各分支机构要将住房信贷政策作为调控房地产一揽子政策的组成部分,合理搭配使用最低首付比例、贷款利率优惠幅度和最长贷跨年限等住房信贷政策,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及时对辖区内住房信贷政策做出适度调整。

上述权威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2016年个人房贷增速较快,占比新增贷款也较大,已经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视,今年要求商业银行严格控制房贷比和增速。”该人士进一步表示,某些商业银行2016年的房贷比甚至达到了70%、80%,这种贷款结构和贷款行为都“极不正常”。

上述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MPA按季度进行评估,参评机构被MPA分为A、B、C三档。“比如今年某些银行落实房地产宏观政策不到位,个人房贷仍旧大幅增长,则很有可能直接被评为C档,监管部门也会有一些惩罚性措施。”

东北证券分析人士指出,目前MPA的结果影响各参评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央行对A档机构的准备金利率上浮10%-30%(目前为10%),对B档机构维持不变,对C档机构下浮10%-30%(目前为10%)。同时,对于不符合MPA的银行,央行会将其SLF的利率提高100BP。鉴于MPA是央行的核心评估体系,未来央行可能会针对该体系出台更多的差异化监管措施。

差别化政策更加显著

《意见》要求,商业银行做好房贷资源投放的区域分布,支持三四线城市去库存,有效防控信贷风险,积极会同当地银监部门,将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严格落实。此外,还要加大对首付资金来源和收入证明真实性审核。

银行业内人士坦言,有了MPA这项“利器”,商业银行在落实个人住房信贷政策方面绝对不敢怠慢。多位银行个贷业务负责人表示,目前很多商业银行收缩了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新增规模,各地方分行向总行汇报个人房贷数据和投放计划的频率也大幅提升。“未来北京、深圳这类房价过热的一二线城市的房贷将趋紧,三四线城市的房贷政策将服务于去库存,差别化房贷政策在今年的信贷市场将更加显著。”

据了解,北京楼市“3·17新政”出台后,北京地区大部分银行已经上调首付比例。据昨晚的最新消息,工行建行等16家银行的北京分行一致决定,即日起收窄首套房贷款利率优惠,最低折扣由9折调到9.5折。

中国证券报记者以首套个人住房按揭贷款200万为例,贷款期限25年,利率9折计算,等额本息每个月的月供为11014.73元,总支付利息1304418.50元;而新政后的9.5折利率,月供为11299.06元,每个月增加284.33元,总支付利息增加85299.65元。

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认为,现阶段北京等一线城市的“认房又认贷”肯定严格执行,短期内松动不了。从影响来看,不少人因为这个“认房认贷”不能买房了,暂时把需求挡在了市场之外,这对于平稳当前楼市来讲有作用。

个人房贷料降温

央行营管部主任周学东此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今年的个人住房贷款还会以较快速度发展,但确实要适当平衡,随着住房产业政策调整,会适当平衡和放慢。今年的个人房贷在新增贷款中的占比会降下来,增速也会放慢。“放慢”是相对于去年过高的增速而言,但无论是相较于前几年的速度,还是相较于信贷总的增速特别是制造业贷款增速,个人房贷的增速即使较去年下降,也还是比较高的。

周学东预计,就个人房贷在新增贷款的占比来看,预计今年会下降到30%以内,这相对于去年45%左右的占比来说,将是明显下降。

多数专家和券商分析人士预计,2017年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增速将大幅放缓。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直言,今年银行在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方面的政策将持续收紧,一方面是服从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安排;另一方面从防风险抑制泡沫的角度来看,房地产是一个重点防控的领域。“从趋势来看,银行今年会限制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增速,个人房贷增速会明显回落,2016年的速度实在太惊人。”

海通证券(15.01 +0.81%,买入)13.96 +0.14%)首席经济学家姜超表示,“今年前两个月地产销量依然超预期,是因为前两个月居民中长贷款1万亿;同比增长50%,但依然没有超过前两个月信贷总额的30%。如果今年全年房贷占比只有30%,相比2016年缩水了三分之一,而前两个月的房贷又超发,那么未来的房贷一定会大幅萎缩。”

不少专家认为,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水平已经太高,到了“加无可加”的地步,这也是导致今年个人房贷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表示,我国居民的负债,主要是以房贷为主的中长期消费贷款,占比超过50%。从房贷增量来看,当前居民部门债务率快速攀升难以持续。从房贷增量来看,中国新增房贷占GDP比重从2015年快速上升,2016年二季度新增个人房贷占比一度达到了7.56%的高位;对于美国和日本,美国新增房贷占比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最高值为8%,日本在1989年泡沫破灭前历史高值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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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会对保险机构激进经营从严监管 引导保险业满足民众风险保障需求

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行业越大,社会的关注就越多,各方的期望也越高。近年来,保险监管坚持严字当头、重点发力、问题导向的原则,引导规范保险业发展党和人民需要的保险事业,成为国家发展稳定器、人民生活保障器、实体经济助推器,进一步凸显了“保险业姓保”的行业优势和社会价值。

服务主业引导险资支持实体经济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拓宽保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渠道”。截至2016年末,保险资金累计通过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等方式,直接投资国家重大工程、养老社区和棚户区改造等民生工程,累计金额超过4万亿元。

事实上,保险资金近年来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与保险监管实践密不可分。中国保监会资金运用监管部主任任春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监管部门在保险资金运用中发挥了规范导向作用,要求保险资金在进行债权、股权、基金等各种形式投资时必须和国家战略保持一致,在PPP、债转股、“一带一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发挥更大的支持作用,并提供必要的窗口指导。

秉承“保险资金运用要为保险主业服务”的监管思路,保监会始终要求市场主体遵循保险资金运用的基本原则——坚持稳健审慎,坚持服务主业,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多元化投资,坚持资产负债匹配管理,坚持依法合规。

针对保险资金长钱短投的问题,我们启动了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监管,不仅有软要求,而且还有硬约束。”任春生坦言,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的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监管中只有原则性的软要求,但我国保险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所处阶段的不同和新发生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我们当下的规则要适用、有用。因此,有必要加强硬约束。

近一段时期,保监会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监管和防范风险的措施,对激进发展、盲目扩张以及挑战监管底线的极个别公司敢于亮剑、动真碰硬。2月24日,保监会开出首张保险机构高管10年禁入令。对于前海人寿编制提供虚假资料、违规运用保险资金的行为,保监会对时任该公司董事长姚振华给予撤销任职资格并禁入保险业10年的重磅处罚。2月25日,保监会根据恒大人寿股票投资等方面存在的违规行为,依法给予该公司限制股票投资1年、两名责任人分别行业禁入5年和3年的行政处罚决定,还采取了下调权益类投资比例上限至20%等监管措施。

正本清源规范中短期保险业务

近年来,受少数保险公司举牌影响,万能险广受社会热议。

对于万能险存在的问题与风险,保监会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不断采取措施来规范中短存续期保险业务。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主任袁序成对本报记者表示,去年,人身险监管工作持续强化中短存续期产品监管。一是严格限制中短期万能险规模。将实际存续期不满5年的产品纳入中短存续期业务规范范围,把中短存续期产品年度保费规模严格限定在投入资本和净资产较大者的两倍以内;对实际期限不满1年的万能险要求立即停售;对规模超标的两家公司暂停银保趸交业务。二是对以万能险为主的中短期产品进行比例限制。要求保险公司2019年至2021年间中短存续期业务占比分别不得超过50%、40%和30%。三是大幅提高万能险风险保障水平。将万能险主要年龄段的保额比例要求由120%大幅提升至160%,为目前全世界已知的监管最高要求。四是严厉整顿万能险市场秩序。针对互联网渠道万能险产品存在恶性竞争等问题,先后叫停了前海人寿、恒大人寿等6家公司的互联网渠道保险业务。对前海人寿、恒大人寿等9家公司开展了万能险专项检查,并下发监管函,责令整改,对整改不到位的前海人寿暂停了万能险新业务。五是规范万能险结算利率。将结算利率与实际投资收益挂钩,禁止通过恶意补贴资本金等方式维持不合理的结算利率水平,防范利差损风险。六是加强万能险产品和精算管理。禁止保险公司开发零费用率产品,要求保险公司对万能账户单独管理核算,对于发现产品违规行为的,不接受产品审批和备案。

在上述监管措施的共同作用下,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今年2月份,寿险公司未计入保险合同核算的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和独立账户本年净增交费341.18亿元,同比大幅下降89.6%。

改革创新深化整顿财险市场

去年以来,财险监管改革实现新突破。商业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在全国铺开,消费者普遍获益。但在此过程中,有部分公司车险主要指标的实际值与费率拟定时的预期值出现了较大偏离。

对此,保监会加大了市场整顿力度。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副主任何浩向本报记者透露,商车费率改革试点以来,保险监管部门重点加强对商业车险条款费率的事中事后监管,建立健全对商业车险条款费率拟定、使用、回溯、调整的监管体系,切实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并防止不正当竞争。基本上每个月都在查处车险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叫停公司违规产品,以保障市场平稳运行、保险消费者受益、市场主体良性竞争。

去年5月31日,保监会官网连发6个监管函,责令大地财险、中华联合财险、华安财险、安华农险、渤海财险和安诚财险自当年6月1日起,在部分地区停止使用现行商业车险条款费率并及时修改。

随着去年2月份易安财险获批开业,目前我国已有4家专业的互联网保险公司,均为财产险公司。近几年来,互联网财产险业务发展迅猛,不仅保费剧增,而且创新产品层出不穷。对此,何浩表示,保险公司要根据客户的保险需求来研发有针对性的保险产品。此前一些保险公司推出的互联网财产险产品有炒作嫌疑,完全是为了吸引眼球,对此,保监会果断叫停了不少此类保险产品。

深化整顿市场秩序仍为2017年财险监管重点工作。保监会方面表示,将加强市场监测力度,抓紧完善监管制度。高度关注农业保险、车险领域的问题,严肃查处虚假承保、虚假理赔、虚假费用、套取财政资金以及恶性价格竞争等违法违规行为。要从严处罚,保持震慑,对触碰红线的,坚持机构和人员同处的原则,坚决采取停止新业务、停售产品、吊销经营许可证、撤销任职资格等监管措施。

扶优限劣完善市场退出机制

去年以来,保监会还在完善市场退出机制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作为监管整顿最具杀伤力的一招,健全的市场退出机制有利于形成扶优限劣的政策导向,引导不良机构有序退出,从而提升保险行业的整体形象和服务水平。

去年,保监会以广西为试点地区,开展区域性市场退出实践,加强对保险分支机构市场退出行为的引导,提升基层保险机构的持续发展能力和服务水平。

“为做好法人退出的后续处置工作,我们着手建立了保险业并购基金等风险处置工具。”保监会发展改革部主任何肖锋对记者表示,现在社会资本对保险牌照翘首企足,甚至出现保险机构无论因什么问题面临破产,都还有资本接盘的现象,导致保险公司普遍存在发展再粗放也不用担心没人接盘的侥幸心理。

何肖锋认为,要让机构变得更加健康,必须真正建立起市场约束机制,淘汰问题机构,让股东对自己的投资真正承担起责任来,其中的核心是治理。

去年以来,保监会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加大对公司治理的力度,努力实现公司治理监管从柔性引导向刚性约束的转变。

一是全面开展保险公司法人机构治理现场评估工作。重点围绕股权的真实性、“三会一层”的运作有效性、内部控制,特别是关联交易管理的可靠性等关键环节,对131家中资法人机构和51家外资法人机构进行全面评估,有针对性地采取监管措施。二是持续完善监管制度。修订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拟通过对股权实施分类监管,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1/3,建立股东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强化穿透式监管;制定保险公司章程指引,督促公司规范“三会一层”的组织架构,决策授权机制和运行程序,明确公司治理机制失灵情况下的处置程序。三是发布加强保险公司股东股权、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制度,要求保险公司必须按照上市公司的标准公布年度财务报告,对转股、增资、关联交易,报批前进行信息披露,还建立了公开质询制度。四是启动构建保险行业职业经理人职业终身评价体系工作,对行业的董事、高管的职业行为进行持续跟踪评价。

从打击激进投资、到规范激进产品、处罚恶性竞争、再到加强退出引导,保监会对保险机构激进经营从严监管的态度坚定而又坚决,引导保险业满足民众风险保障的需求、不负服务国家大局的重望,加快推动保险强国建设,发展党和人民需要的保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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